伴随人类社会进入智能革命阶段，人工智能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这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新的变迁。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支撑下，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迎来一些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围绕人工智能，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任务更加艰巨。因此，从学科发展视角出发，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研究和评估成为新的重点。

　　推进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更新

　　已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逐步从经典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转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此类研究属于文本分析的升级。传统文本分析更多基于手动编码，其自动化程度有限。在大语言模型的辅助之下，大规模的文本分析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展。例如，可以在Bert模型基础上作微调，并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此外，还可以将国际关系的文本更多集中在某一知识库上，即把大语言模型与检索增强生成的技术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专用知识库。为了增强知识检索的能力，知识库RAG和知识图谱的结合，将进一步提升研究效率。

　　第二，预测研究。尽管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预测的讨论，但主要问题在于已有数据的准备不足以及预测手段的相对局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带来了可以更加深入探索、真正称为大数据的数据集。同时，预测模型也有进一步的变化。之前常用的时序预测模型是长短期记忆，近年来出现的新模型，例如Informer、Autoformer、PatchTST等，可以运用在冲突、国际格局走向以及重大事件发展方向的预测上等。当然，也不能将这种预测神化，因为任何一个事件的发展都伴随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看，完全意义上的精准预测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多模态分析。以往国际关系研究的数据更多基于文本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模态的数据成为可能。例如，在现代战争过程中，除了传统文本数据的涌现，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大量的音视频数据，这些材料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素材。而多模态分析及跨模态对齐，则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抓手和工具。

　　第四，动态感知系统搭建。以往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强调宏观理论的研究，如研究者对未来趋势的整体性把握，这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对实践的指导和支撑作用。这意味着，无论在进行研究还是培养学生时，相关团队成员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工程能力。

　　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议题方向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国际社会较为明显的几对矛盾，这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与方向。

　　第一，人工智能带来的整体性问题与各国技术竞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近年来，OpenAI陆续发布的GPT-4和o1、Anthoropic发布的Claude4.0以及DeepSeek发布的R1等模型能力越来越强。一旦通用人工智能实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基于发展自身生产力的需求，各国也在不断加大资源投入，进一步加快对人工智能的开发及应用。由此，将引发国家间的竞速政治。处理上述两个层次的矛盾亟须在全球层面形成相应的机制或机制复合体，以此提升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治理。

　　第二，数字主权的回归与数字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近期，数字主权引发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欧盟对数字主权的进一步强调与欧洲在信息革命后期以及智能革命中的相对落后有很大关系。此前，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表明其试图运用规则影响力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但实际上结果非常有限。此外，主权大模型的概念同样指向这一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主权大模型更多考虑的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特别是在美国发展其人工智能霸权能力的背景下。然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数字主权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数字全球化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应该成为改变人类社会的重要技术。如果各国都在强调数字主权，那么世界最终会变成一个碎片化的智能世界，将影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整体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服务。

　　第三，部分国家的封闭式发展与各国提升人工智能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DeepSeek的开源努力实际上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可以通过技术开源参与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之中，并得以提升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最终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全新动力。

　　整体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处在一种双向奔赴的相互运动之中。这种双向奔赴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是一个全新的机会。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同步站在新的智能革命面前，如果中国学者可以有效地回应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交叉的这些议题，并从中凝练新的概念或发现新的方法，这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起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