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既是具有很强学理性的“大学之学”，也是具有明显现实指向性的“大国之学”，该学科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极强的经世致用特征和智库服务功能。因此，如何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功能，提高智库服务质量，使智库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咨政建言的作用，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智库产品是区域国别学经世致用特征的直接体现。一般来说，决策者对区域国别类知识的需求大体有几类：一是基础性知识（组织、事件、人物等）；二是政策分析（解释与预测）；三是涉我内容（海外利益、舆情、对华政策等）；四是经验教训总结（大国兴衰、国家治理、议题领域等）。加强区域国别学的智库功能建设，主要就是围绕上述几类问题展开。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提供高质量的咨政服务，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坚定的政治立场。

　　区域国别学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知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固然有重要的学术性成分，但底色则是基于服务本国利益而产生的政治性知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功能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助力民族复兴伟业，研究者必须首先搞清“为了谁，服务谁”的立场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选定研究议题、展开研究议程。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工作者不可能“超越政治”，而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为前提。研究者只有先确立自己的身份定位和价值立场，然后才能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无立场则无战略，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作为前提，研究者很可能敌友不分，甚至认敌为友，由此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就此而言，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工作的要义，并不在于急于贡献“锦囊妙计”。中国古代将“正心诚意”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就是强调唯有先改造主观世界，然后才能改造客观世界。研究者只有尽可能从国家和民族高度看问题，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切中要害。这样，研究者才能进行有效学术积累，防止“体系性流产”；为国家建言献策，才能将问题看清、看透、看准，使国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第二，鲜明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

　　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以差异化的区域国别实体为研究对象，相关成果很容易变成就事论事和碎片化的特殊性知识，这类智库产品无论学术价值还是咨政价值，总体都很有限。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要想实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认知飞跃，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借助问题引领来深化研究层次。具体来说，就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沿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路径，最终实现认识世界乃至改造世界的目标。

　　问题导向是提升区域国别学术水平和智库功能的重要抓手。有智库专家提出智库研究要讲求“三真”，即“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这里说的真问题，就是与现实有重大关联度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没有真问题，就没有真学问，就没有高质量智库成果。研究成果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研究问题的重要程度。只有那些抓住要害问题，并能高屋建瓴地洞察和揭示问题本质规律的成果，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咨政价值。

　　第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在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工作过程中，咨政服务与学术研究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实则相辅相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高质量的智库成果是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反过来，高质量的咨政报告往往也可以转化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要想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咨政建言质量，关键是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表面上看，西方的区域国别智库研究起步早，成果系统丰富，给人“前人之述备矣”的强烈印象，似乎中国学者拿来就用就可以了。实则不然。欧美国家的很多区域国别智库成果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底色：在经济领域，用“传统”与“现代”二分法区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经济，鼓动发展中国家通过“现代化理论”摆脱经济落后局面；在政治领域，渲染“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鼓动发展中国家通过“民主化转型”实现制度变迁；在价值观领域，塑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叙事。

　　西方区域国别智库研究中这种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相关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偏差和认知盲区。因此，中国的智库工作者不可能照搬西方研究成果，“在别人的地基上搭建自己的大厦”，否则将会变成没有知识增量的“鹦鹉学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自动完成的，而是需要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尤其是要贯穿正确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没有方法和手段的目标只是白日梦；方法论错误的目标只会南辕北辙。

　　在这方面，西方区域国别智库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二战后，西方的区域国别倾向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底色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研究应向自然科学看齐，将社会现象当作纯粹客观的想象来测量分析，对经验事实作出客观的研究结论。这种研究方法看似合情合理，但缺陷就是没有区分表象事实与本质事实，对事物认知程度较为肤浅。黑格尔曾专门区分“事实”与“现实”，认为“事实”是知觉能够感受到的实存（现存），“现实”则是实存（现存）与本质的统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事实”与“现实”不加区分，对主次矛盾难以识别，很容易“胡子眉毛一把抓”。

　　从实践来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极大限制了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质量。朱云汉教授曾指出，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但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仍将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这种方法论滞后导致西方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

　　殷鉴不远。如果智库研究停留在实证主义方法论阶段，用形而上学思维看问题，必然会出现思维盲区，既无法洞察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和本质，也难以理解战略与策略等不同层次范畴的区别。这种研究成果满足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容易被表面合理但肤浅荒谬的学说所蛊惑（如热衷数量比较等）。用这种思维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很容易形成依附性观点；用这种思维指导实践，很容易产生负面效果。中国智库工作者要想提升研究水平和建言献策质量，思维方式必须“升级换代”。简单地说，就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用辩证思维方法取代形式逻辑方法，学会用整体和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